1980年，沈醉到香港，见到了已经改嫁的妻子，对妻子的现丈夫说：“以后我们就是兄弟国内最好期货配资公司，你叫我三哥就行！”
1980年底，沈醉带着小女儿沈美娟踏上了香港的土地。这是他三十一年来头一回离开大陆，为的是探亲。
他要见的，是前妻粟燕萍。
1949年冬，西南局势崩盘。身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察觉到卢汉有异动，连夜安排粟燕萍带着几个孩子坐飞机离开昆明。机场送别时他撂下一句话：等局势稳了，我去接你们。随后他本人被卢汉扣押，又辗转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从此与家人断了联系。
粟燕萍带着六个孩子落脚香港后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。一个女人拖着六个未成年人，在举目无亲的香港租房度日，每天一睁眼就是七张嘴要吃饭。
她在军统训练班时是沈醉的学生，学过一些本事，可那些东西在香港毫无用处。为了生存，她什么活都干过，给人缝补浆洗、到酒楼帮厨，硬撑着往下过。
更大的打击来自报纸。1950年代初，香港报纸刊登消息，称军统要员沈醉已在大陆被处决。她托人四处打听，得来的消息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人没了。她等了又等，等到彻底死心。六个孩子的开销压得她喘不过气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她嫁给了香港商人唐如山。
唐如山为人忠厚，接纳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，出钱出力把沈醉的六个孩子一个个拉扯大，供他们读书、就业、成家。粟燕萍感激他，却也从此把前尘往事埋在心底。
而沈醉并没死。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度过了漫长的改造岁月。刚进去时他仍是那副军统做派，强硬、不服管、拒绝认罪。管理所组织战犯学习、劳动、检讨，他熬了很久才开始松动。
后来他和王耀武、杜聿明、宋希濂这批人一起种菜养猪、缝补衣物、学习政治文件，从手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子变成了能下地干活的人。
1960年他获得特赦，留在了北京，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，负责整理民国时期的史料，写回忆文章。
可他一直不知道妻儿的下落。直到1970年代末两岸关系松动，他才辗转打听到粟燕萍在香港，已经改嫁多年。他没有愤怒，只提出想去香港看看。
消息传到香港唐家，粟燕萍慌了。她记忆里的沈醉还是三十一年前那个腰间别枪、眼神凌厉的军统站长，杀伐果断，江湖规矩大过天。她怕他来兴师问罪，怕他翻旧账，更怕他对自己丈夫不利。见面前她反复交代唐如山，不管对方做什么都别还手。
见面的地点定在酒店。沈醉等在那里。房门推开，三十年没见的两个人终于站在了对方面前。当年的军统少将头发白了，背也微驼。粟燕萍满头银丝，脸上布满风霜。唐如山站在她身后，紧张得浑身僵硬。
沈醉先开了口，没有质问，没有翻脸。他跟粟燕萍道歉，说自己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，让她一个人扛了这么多年。接着他转向唐如山，叫了一声兄弟，说往后就是一家人，让对方喊他三哥。他在家排行老三，年轻时圈子里都这么叫。
唐如山完全愣住了。他没想到等来的不是拳头，是一句兄弟。房间里绷着的那根弦瞬间松了下来。
在香港的那段日子，沈醉和唐如山相处得很好。
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一块喝茶、散步，沈醉逢人便介绍说这是我妹夫。他把粟燕萍当妹妹对待，没有越界，也没有旧事重提。三十一年的分离、改嫁的芥蒂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有人劝沈醉趁机留在香港或者去台湾。他拒绝了。他说他的根在大陆，后半辈子也是那片土地给的。探亲结束后他按时返回北京，继续写他的回忆录，把这段经历如实记在了书里。后来他陆续出版了《我这三十年》《军统内幕》，成为研究民国特务系统的重要史料。
1996年3月国内最好期货配资公司，沈醉在北京病逝，终年8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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